2019年第21期《红旗文稿》发表bat365官网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何畏教授的文章《破解全球生态难题的中国担当》。

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索取自然的力度空前加大，但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全球生态失调、环境污染、资源紧张、气候变异，制造了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灾难。时至今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置身于生态危机之外。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理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经济发展与道义伦理纠结

在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中，经济发展与道义伦理始终纠结在一起，从而使社会考量远大于科学考量。

第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存在“公地的悲剧”。各国在索取自然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自己的，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却是人类的。在一个主要依靠自助式解决问题的国际社会里，一些国家往往对生态环境问题或麻木不仁，或寄希望于他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增无减。

第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难以兼顾现实公正与历史公正的道义平衡。从1900年到2005年的105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正是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长期排放的温室气体积累了生态环境问题，然而有的发达国家非但不愿意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本国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还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带头破坏“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历史公正原则。

第三，环保科技的历史落差，正加剧着新的不公平。防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先进科技大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本应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保护的“技术扶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承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但与工业发达国家从昂贵的环保技术中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相比，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的资金显得杯水车薪，在实现发展经济与生态平衡上力不从心，从而使新的手段反而强化了旧的历史不公平。

第四，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会加大经济发展成本，同时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终又能在人的生命健康质量、再生资源等意义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如果处理得不好，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将消解、否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面对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生态环境难题，国际社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艰巨努力，可谓步履维艰。从1992年联合国制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缔约国先后召开了25届大会，经过复杂、艰苦、漫长的谈判，先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两个里程碑性的法规性文件，缔约国接近200个，有180多个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涵盖全球碳排放量的90%以上。这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展现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世界能源消耗超级大国，为了狭隘的本国利益而不惜危害天下，殃及子孙，退出协定。2015年，在《巴黎协定》签字仪式上，时任国务卿克里怀里抱着孙女代表美国政府签了字，可谓意味深长。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协定时，宣称是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本来就十分艰难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变得雪上加霜。

发展中大国的使命担当

中国知难而进，坚定兑现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庄严承诺，推动世界各国落实《巴黎协定》确定的各项目标，引领全球为消除“生态赤字”不懈努力。从发展正义的角度说，中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当我们开始工业化时就承受着发达国家给世界带来的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沉重历史包袱。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9.42亿），经济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8%。今天，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17年的人均GDP还处在世界第71位，这大体上也是我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的世界排位。绝大多数国家都充分理解中国的这一实际，所以1997年《京都议定书》第一、二期承诺都没有对我国提出减排的约束性指标。然而，中国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出了具有大国担当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自主将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等等。这一承诺反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人类共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大体是在人均GDP达到2.0—2.5万美元（2010年价格）时达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人均二氧化碳峰值排放量约为10—22吨。按照我国的承诺，我们可望在人均1.4万美元时达到二氧化碳排放人均峰值，且人均峰值可望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8吨左右的较低水平上。

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把当代世界观推向时代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在这个世界上，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共同生活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遇到的各种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必须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必须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为此，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坚定地与各国一起，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理念，把人类的生态价值观提到时代高度。取之于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自然给人类以无私的馈赠，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人类走过了敬畏自然的蒙昧顺从时代，也创造了疯狂开发自然的工业文明，今天，应当是人类有能力、有条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走向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也不需要、不可能回归依赖“自然牵引带”的蛮荒童弱时代，必须走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据此，他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态环境统一起来思考生态价值观，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要求我们“要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他指出，当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今天的水平，人类再也不为填饱肚子忧虑的时候，就要有“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财富观；而当创造物质财富与生态环境发生矛盾时，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环境。”在这样的生态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指导下，他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索取自然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推动中国实现发展观上的一场革命。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形态的全面跃升。

最全面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建设“美丽中国”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制度和国家目标的本体地位。任何一项事业，只有融入社会制度，才能获得它在社会存在和发展理念中的本体论地位，才是不容撼动和漠视的；只有进入国家建设战略目标，才能获得兑现的实践保障。在目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同中国相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普遍意识到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比无穷无尽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但在资本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矛盾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很快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威胁到了他们的财富增殖所赖以建立的整个系统。于是，美国的大资本不遗余力地阻止美国政府接受《京都议定书》。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这一矛盾也十分尖锐。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决破除GDP崇拜，在党的十八大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的一大理念，党的十九大又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应调整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将污染防治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十三五”规划以国家顶层设计形式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展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体的历史高度。

中国以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进人类史无前例的生态文明体制革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对保护生态环境进行了立法。但是，像我国这样从立法司法执法问责如此系统、如此严厉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相比。我国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十三五”规划又提出实行能源、水资源、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硬措施，从而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为此，中央拿出壮士断腕、浴火重生的勇气，全面构建“四大体系”：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体制；规划布局“三大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确保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明确划定“三大红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标识生态环境不容触碰的“雷区”；统筹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严格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责权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专门成立国家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依法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组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近年来，一起起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单位和个人受到了法律和党纪的惩处，强力兑现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铮铮誓言。

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社会的癌症，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世人有目共睹，“美丽中国”正在变为现实；世界可待可期，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必将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bat365中文官网登录入口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吕帆）